农村移风易俗有多难？
前天参加了一位老师组织的研究生和博士生的讨论课，去给师弟师妹们介绍我读过的关于人口买卖的材料，然后听老师和同学们的发言，我发现一件有趣的事，不管是梳理现存刑法体系的不支持涨刑派，还是认为241条第1款处罚太轻了的支持涨刑派，都承认一点，光靠立法不能解决问题，大家顺着执法难这一点，谈到主要收买地分享的一些风土人情特征，最终都会走到提出要移风易俗上。
我相信这也是许多人都已经想到的事，解决这个问题最大的希望，还是移风易俗。可是为什么移风易俗这么难？为什么几十年了，看上去好像还是见效不大？很多人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于是有些朋友就皱着眉头沉思下来，还有些人，就举起了拳头，一遍又一遍喊：“应该移风易俗！一定要移风易俗！怎么能不移风易俗！”
今天这篇文章，是根据我了解的一些材料，试着分析农村移风易俗为什么这么难，希望给皱眉沉思的朋友提供一些参考，也希望举起拳头的人先从自我感动中冷静下来。还是那句话，审题是解题的第一步，多少人找不到答案，是因为他以为他审过题了，但其实没审对，或者没审全。
要再强调一遍的是，我只是个知识和信息的二道贩子，我能做的是尽可能保证知识传输的准确性。如果各位对我介绍的那些信息存疑，欢迎带着反证提出来。不过根据我的观察，这些信息应该比大部分人——尤其是大部分城市白领、大学生——的想象要靠谱得多。
先来说说许多农村的运行模式，这个其实我们在《继续读吴毅《小镇喧嚣》里的魔幻故事丨读中国计划（九）》里刚说过，在《读中国计划（八）》里也讲过，两篇文章我一共复述了四个故事，四个故事都是为了说明吴毅教授的一个观察：
这个观察与我从其他从事乡村研究的学者的谈过中收集的信息、我有限的对农村社会的直观感受、我农村出身的朋友的评价一致。
一个有趣的例子是村干部，这种最基层的干部，处在半官半民的交界地带，他们往往具有“两面性”。吴毅教授描述过他在跟随村干部做群众工作时经常听到干部劝群众时说的一句话：“政府要干的事你还拦得住？”比如西气东输要临时征地，农民嫌补偿少，不同意，村干部会说这句话；比如采石场给村里带来了收入，但严重破坏环境，市里让停，村民和老板不让，村干部也会说这句话。按照吴毅教授所说：
简单说，政府的事情我要办，得罪你是肯定要得罪的，但得罪你的不是我，我们之间还是朋友。如果采访一名村干部，十有八九他会这样描述自己的工作：又要完成上面交代的任务，从大局出发，又要照顾下面的情绪，维护农民利益，工作不好做，夹板气不好受。
这还是不错的村干部。坏的村干部我们之前在《愿你还是一个会做事的年轻人》里介绍陈柏峰教授的《乡村江湖》时也提到过，上世纪九十年代很多城里学者鼓吹“国家退出农村”的民主改革，但是没有把客观情况都考虑清楚，结果就导致基层的很多“能人”——更多展现出混混的姿态而不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姿态——率先发现了机遇，选为村干部，并最终成为21世纪初媒体笔下的“村霸”。试想想这两年像陈春秀高考顶替事件等新闻热点，有多少是当年的历史遗留问题？有多少历史遗留问题跟基层的恶霸相关？
为什么国家当时愿意“退出基层”呢？除了当时的社会思潮和学术、舆论氛围的影响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人才储备不足，这一点我们在《李侃如《治理中国》：二十年前的杰作丨读中国计划（一）》里讲八十年代“老干部大退休”为年轻人让路、为改革开放开路时，以及在《冯军旗《中县干部》：不止“政治家族”丨读中国计划（五）》里讲“从社会遴选人才的三层机制”时都谈到过。
你看，从《小镇喧嚣》，到《乡村江湖》，到《中县干部》，再到《治理中国》，不同的学者在不同的地区做调研，他们的发现却能串在一起，形成一条完整的逻辑链条，这就是实事求是的学术的力量，或者说，现实的力量。
回到吴毅教授提出的那个农村运行模式上来。它无情地击碎了很多城市小资对前一阵子热点事件的想象。
有人说，只要国家想强行推动，有什么实现不了的？抱歉，可能真就强行不起来，退一万步讲，强行的后果可能也跟这些朋友想的不一样。
还有人说，这种村子就该灭绝。我理解大多数这样说的人说的是一时气话。如果不是气话，那可以有两个回应，一是灭绝低端人口这事，历史上有人干过，可以参考德国纳粹，还有人干过先开除人家“人籍”然后灭绝的，可以参考美国屠杀印第安人；另一个回应是，灭绝不灭绝得了，还要打个问号。有些人连中国有多少个县多少个村、监狱的最大收容能力是多少都说不清楚，就高喊着要把许多村子整村“抹除”。
真正想解决问题的人总要回来把现实一一摸清楚，前两天我们对具体事件谈得够多了，今天还是集中讨论农村移风易俗的问题。可以看到，弱政和刁民，移风易俗的困难来自两端，受两面夹击。
有一些静不下心去研究问题的朋友这个时候就灰心丧气了，到处问：“难做就不做了？”有这种疑问的朋友我这两天遇到的不是一个两个，要我说的话，还是要以现实为准绳，第一并不是难做就什么都没做，第二你以为什么都没干然后开始呼吁蛮干，那最后是帮忙还是帮倒忙？
技术手段和信息流通效率的提高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贫困地区人们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也让寻找过去的受害者变得更容易了，这点不消多说，看看孙海洋找回儿子的例子就知道了。
人口流动，比如妇女进城打工，接受城市文化，也有助于移风易俗，这点也是很多人注意到的。不过有一点可能很多人没注意到，人口流动管控的放开曾经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拐卖现象蔓延的主要原因之一。昨天我遇到一个小哥，对比新中国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把贫困程度作为唯一考量指标，大发感慨，我对他说的是，先把原因搞清楚，把问题发生发展的过程搞清楚，先不要下一些似是而非的论断。
再谈谈贫穷问题，有一些朋友认为经济发展能解决问题，我不否认经济发展能解决部分问题，比如对收买人口，社会学学者对中国不同地区收买原因的不同做过很好的梳理，在一些地区致富确实可以缓解这类犯罪，但是其实真正关注这个问题的人都知道，经济发展不是万灵丹。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每隔几年都会出一份全球人口贩卖的报告，按严重程度排名，几乎每次高居榜首的都是西欧和中欧，看起来有钱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犯罪会产生新形式，会发展出新市场。
在更宽泛的移风易俗问题上，经济也不是决定性因素。我在2月15日的“软硬兼识”节目靠近结尾的部分讲了一个身边朋友的故事：来自江浙农村的年轻人，受了高等教育，在大城市里找到了体面的工作，结婚生子，定居下来，但是因为生的不是儿子，隔三差五接到老家父母的电话，慈父慈母也没有重话，但言语间流露的都是委屈哀怨，父母不是不明白事理，但是生活的圈子里邻居明里暗里都在说闲话，上了年纪的人就是受不了。
我讲的时候没想到，这个故事能激起那么多人的共鸣：
许多农村存在一个内生的舆论场，通行的是“乡村政治学”和“乡村社会学”。这两天我一直在想如何把这个问题用白领和大学生更能理解的话解释清楚，我最后想到的是这个：
传八卦、评头论足是人类的天性，知识分子喜欢传八卦，所以有《世说新语》；解决基本生活问题的人喜欢传八卦，所以有明星花边新闻；你家他家有没有儿子，有几个儿子，是农村人的八卦主题，本质上跟知识分子的风雅轶事、狗仔队和办公室政治没有什么区别。你能想象靠国家强力封禁所有报纸的娱乐版吗？
移风易俗不能靠嘴实现，而要靠尊重现实的前提下的不断有的放矢的改革。《中县干部》分析基层政治家族问题时曾经提过一个例子，中县的基层干部原来都喜欢让子女回乡进体制，但城市化使现在的基层干部子女更愿意留在大城市享受便利生活，无形中阻断了地方上关系网的延续。
那些只顾着义愤填膺的朋友，我不知道有多少想过把城镇化跟移风易俗联系起来的，上面说过独特的村干部现象，我不知道有多少想过把它跟支边、支教和大学生村官联系起来的。
今天的文章到目前为止其实讲了两层意思，一是农村移风易俗很难，二是虽然难，但并没有什么都没做，只是有些朋友没看见。没有调研就没有发言权，沉湎于空想就无法理解现实。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以前写过，我们都嘲讽美国的红脖子质疑医生、质疑疫苗、甚至质疑新冠的存在，我们看他们是挺傻的，可是如果了解21世纪初美国医生跟药厂合谋搞“疼痛革命”让鸦片泛滥成美国今天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无数老百姓受害的历史，我们其实可以对许多美国老百姓今天对医生和科学家的不信任抱有一层理解（《中国要为美国的鸦片泛滥负责？》）
我想把今天的文章再推进一步，推到一个可能有些严厉的批评的层面：许多城市小资谈起农村就是“民智未开”、“农民的愚昧”，包括不少所谓的精英知识分子也喜欢就此侃侃而谈（极少数知识分子习惯以“比别人更强的批判姿态”来掩饰自己在基本知识方面的缺失），我想问这真的有助于解决问题吗？生活在城市保鲜膜里的人，靠想象理解外面的世界，将朴素的正义情绪当做自己正确性的依据，张口闭口是流行的权利概念，这到底是一群想改造世界的人，还是一群沙龙里抱团孤芳自赏的人？
就像蹲在战壕里向外头的大雾中投手榴弹的士兵一样，扔没扔中目标是不管的，只要我认为我扔得准就行，战报上仍然可以写上杀敌无数。这算不算一种“城市小资的愚昧”？
最好的是行胜于言，次一等的自己虽不能行，但言的是别人行过的经验，最怕的就是闭目塞听、不闻不问、幽坐空想。农村移风易俗的困难大部分来自农村本身，却也有不少来自农村以外的瞎评论和瞎指挥。